左岸博客

思想的部件 情绪的结构 趣味的殊途

在平凡中担当

——读《平凡的世界》

路遥

什么是好的叙事文学?大概各人心中自有一把尺子。就我而言,这把尺子不仅仅用来丈量语言的魅力和故事的精彩程度。我把“历史自觉”镌刻在这把尺子上,作为非常重要的尺度。我想,文学应该是其所处时代的一部生动的传记。站在对文学整体审视的角度来看,这更是它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所以,在曾经引发过大规模论战的“李杜”之争上,我坚定的站在杜甫一边。不仅是因为杜甫的七律具有千古无匹的严谨的音律之美,更重要的是洋溢在他全部作品里的那种作为“诗史”的沉郁和沉痛。假设没有杜诗,我们对唐代社会的感受将会苍白很多很多。在“四大名著”中,我推崇《红楼梦》,也不仅仅是欣赏作者的唯美手法和儿女情长的缠绵故事。在这些著作中,只有《红楼梦》是作者在直写自己的时代,如数家珍地为我们留下一部活生生的当时社会的生活图景。

我想,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在百年之后不能让读者透过作品去审读它所处的时代,这不仅是作品的失败,更是作家的失败,甚至是罪过。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文学和历史等同起来。对历史发展的大结构和其内在逻辑的记录和探索,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历史的生动细节却只能通过它的艺术活动去体现。艺术家们尤其是作家们,是否勇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肩负这种责任?这个问题将拷问他们的艺术良心。

路遥的百万言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一部富有厚重历史感的全景式作品。这部作品共分三部,时间从文革后期一直叙写到与作品同时代的八十年代中期,场景从陕北农村一直推进到矿山和都市。写作过程历时三年多。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世界》最后脱稿。四年以后的1992年11月,年仅42岁的作家路遥阖然长逝。《平凡的世界》成为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不平凡的绝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启蒙”时期,对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而言,是又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这一场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以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丝毫不亚于结束于1949年的那一场翻天覆地的国内战争。野心勃勃的路遥,把作品的时代背景放在这个与自身的人生轨迹几乎完全重合的大时代上,就是自觉地要去充当为无声的历史代言的角色。《平凡的世界》从作者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着手,以陕北农民孙玉厚一家的生活轨迹为主线,通过孙家的两个儿子孙少安和孙少平的成长历程,铺叙出一幅历史转折时期的宏大画卷。大跨度的时空转换和愈百个相关人物的生活和情感活剧,使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大气磅礴。展卷之余,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遭遇令我们感同身受,唏嘘不已。与此同时,作者的宏大抱负也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向我们传达出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文学人所特有的“拓荒”精神。

所谓的“拓荒”,是和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相表里的。“启蒙运动”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学的诞生。于是,就象春风吹过大地,与此相适应,一批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如荒地上长出的春草一样茁壮生长,最终长成一片茫茫绿茵。以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为代表,他们在作品中向大众传达了一种与“革命”和“斗争”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伦理,倡导一种更加人性化,更加温情脉脉的世俗关怀。记得当年尚在读中学的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第一次听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青春的心灵就像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原来“爱情”已经可以如此大方地进行描绘和讨论了,时代赋予人们的视野倏然开阔,生活越来越以她本来的面目回归到现实和人们的心灵之中。这篇《爱情的位置》用现在的目光来看,至多不过是一篇写得很好的中学生作文而已,然而,它却是经过文革的长久禁锢之后,新时期第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是一份为爱情“翻案”的文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如此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批被讥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所谓“伤痕”文学,撇开它们的其它价值先不谈,仅就其记录和见证历史的价值来看,却是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至少比目前那些缩头缩脑,以“戏说历史”和渲染感官刺激为乐的“帮闲”文学要强过百倍。

路遥的“拓荒”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用《人生》来沉重地梳理了一遍“人性”之后,紧接着就踏上了一条更加富有雄心壮志的创作道路。而这种雄心壮志,却是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一种主流,在“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口号下,作家们纷纷涌入时代的激流,真诚讴歌和赞美他们所处的时代。象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象柳青的《创业史》,接着是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都是在为时代作传的全景式作品,是一时的经典。路遥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在新的时期创作出新的反映时代的鸿篇巨制,取而代之,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于是,一个大制作就开始在作家的心中孕育了。从《平凡的世界》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的《静静的顿河》两者都在追求的时空大格局上,甚至从两者名字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我们不难窥见路遥的万丈雄心。《平凡的世界》一经出版,马上就荣获“茅盾文学奖”。两者之间竟然是如此的契合:这个曾经授予过柳青《创业史》的长篇小说奖项,带着它自身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念翘首等待着,他们终于等来了路遥,等来了《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文笔是那种“质朴”的文笔,故事讲得并不算精彩。从书中的情节发展和叙事手段中,都能看出很浓的前辈们的影子。第一部关于后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描写是全书最好、最生动的部分,到了后面,越来越看出“图解”的痕迹,文本中突然插入的议论文字也越来越多。我想,处在那个时代,这些都在所难免。《平凡的世界》和它的前辈们那些全景式作品比较起来,最主要的区别是用“劳动”和“奋斗”这些更具普世价值的主题取代了“阶级斗争”这个过时的主题。此外,他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说教,拒绝“高大全”式的人物,以及作者着力加入的几段爱情线索,使得这部作品更加丰满和切近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爱情的态度似乎相当悲观,书中描写的那几段着墨很多的爱情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理想破灭”的色彩。书中主人公孙氏两兄弟的爱情经历,代表了两种爱情理想的破灭方式。一种是孙少安和田润叶之间的那段情缘,是一种人屈服于环境的自我破灭;而弟弟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在一系列浓墨重彩的美丽描绘之后,作者却让女主人公去淹死,制造了另外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般的破灭。我想,作者本人的生活和精神背景决定了他无法去描写没有理想色彩的爱情,但他也认识到自己同样无法在作品中去完成那些抽象的爱情理想。所以,他最终把这些爱情的火花一一掐灭。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路遥的写作态度是相当现实的,他不会为了单纯取悦读者或为了自己的精神理想而去制造浪漫和兴奋点。所以,这部并不算文采飞扬的小说是用它那种刻意的冷峻和纪实特征,站到了那个时期文学的制高点,成为一部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作品。

然而,尽管如此,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还是忍不住为我们烘托了几个浪漫的章节。全书中最突出的浪漫描写有两个:第一个要算田晓霞和孙少平的那个古塔之约。作者通过书中女主人公田晓霞的口告诉我们,这段情节的设计源自于一篇描写二战的苏联小说。——作者对苏联小说的偏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其实,作者本人的文学传统,如果要上溯的话,最终也要回到苏联文学这个源头,他们本是一脉相承的。当孙少平两年后放下一切去赴那个古塔之约的时候,他遭遇了和那篇苏联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同样的命运:当他们都手捧鲜花来到约会地点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在那本叫做《热尼亚·鲁勉采娃》的苏联小说中,男主人公随后把鲜花送给了一个路过的姑娘,然后转身离去。而孙少平则把鲜花放到了当年他们第一次拥抱的地方。苏联作者尤里·纳吉宾用那束接力棒一样的鲜花告诉我们:生活和爱情之树常青。而路遥则用孙少平手里的那束鲜花来祭奠了破灭的爱情理想。两种处理方式的不同,反应了路遥在创作中的那种刻意的冷峻,现实总是缠着他,让他无法找到一种真正潇洒的浪漫姿态。

在《平凡的世界》中,最令我击节称赏的是孙少平的朋友金波讲述的那段爱情遭遇。金波当兵来到遥远而美丽的青海草原,和军马场一位不知名的藏族姑娘通过彼此的歌声相互吸引,经过一些日子只闻人声不见人面的歌声相答后,他终于不能自持地跑去见了那位美丽的藏族姑娘。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第一次在茫茫草原上面面相对,通过心灵的感应感知到了相互间的憧憬。其实,在那个时刻,语言本身也是多余的。他们彼此之间一个字也没有说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被发现了。结果金波因为违反部队纪律被遣返原籍,而那个军马场的藏族姑娘也被调到其他地方,临走时,她留给金波一个搪瓷茶缸。金波带着这个唯一的爱情信物回到了家乡,从此拒绝任何女孩儿的追求,独自生活在自己虚幻的爱情世界中。7年之后,金波再一次踏上去青海的列车,来到了当年当兵的那个偏僻的草原去寻找梦中的藏族姑娘。然而,那里的一切都变得不再认识了,军马场也迁到了不知道的地方。金波在那里踯躅了几天,期待奇迹的发生。但是,奇迹是不会发生的,正如路遥不会让田晓霞死而复生,去赴那个古塔之约一样。金波在那个他们曾经发生了唯一一次拥抱的地方永远丢失了他生命中唯一的姑娘。那个当年还是草原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条热闹的街道,金波最后站在那条街道的中央忘情地唱起了当年和那个藏族姑娘一起唱过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任凭路过的人们用惊诧的目光注视着他,注视着这个伤心的恋人。掩卷之余,我一直认为,这一段带有强劲情感张力的故事,是路遥在《平凡的故事》中写得最为精彩的浪漫篇章。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诗意描写,也生动地为我们诠释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理想和人生现实的巨大裂痕。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路遥在全书中表现出的那种冷峻和从容的叙事风格。《平凡的世界》因为它宏大的抱负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作品。作者的勤奋、自甘寂寞的耐力和咬定目标坚持下去的韧劲,使他终于完成了一项宏大的写作计划。在作者后来的一篇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经历的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写道:“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路遥基本上不是那种冰雪聪明的文学天才,他所具备的是创作的热情和开拓的勇气。他的这些品质恰好碰上了那个热情奔放的时代,于是诞生了象《平凡的世界》这样直面时代,直抒胸臆的史诗性作品。毋庸讳言,《平凡的世界》在总体文学成就上,还远不能达到象《静静的顿河》那样的高度和水准,但是,这部著作却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社会树立起了一座时代的丰碑,在这座丰碑的的正面上,大书着一行苍劲的大字:中国·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话题,我想,只有象《平凡的世界》这样立足于时代,忠实、生动而诗意地叙写时代活剧的文学,才是更好、更有生命力、更有“出息”的文学。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需要一种类似信仰的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随着世纪的更迭,象王小波、路遥他们那一代写作人的精神气质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的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精致、琐碎和故弄玄虚,也越来越懒惰和不知所云。翻不完的故纸堆,说不厌的风流帐,搜不尽的传奇轶事,造不完的怪力乱神……,整体上的犬儒化使一大批作家和写手们甘于堕落,自陷庸俗。前不久,韩寒曾发过如此一问:文坛是个什么坛?他没有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到头来,什么坛都会变成祭坛。韩寒语言的机锋令人佩服,其实,一眼望去,那里已经红尘滚滚,良莠莫辨,一派败落景象,为人所不齿。

话到此处,令人不免想说说与文学息息相关的电影。曾几何时,那一批精力旺盛而又锋芒毕露的所谓“第五代”导演,曾经为我们带来过一些令人惊艳的作品,象张艺谋的《活着》,象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电影标志意义的上乘佳作,可是,正当我们对他们充满更多期待的时候,他们却弄出了一连串的什么《无极》、《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种除了奇怪的价值观就是病态的审美趣味,还带着遍体铜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面对这种公然的堕落我无语,他们应该意识到,当他们放弃了那些当初使他们赢得由衷喝彩的东西以后,他们也就被忽略了。还好,从新进的“第六代”导演们那里,我们还能找到希望的色彩。历史终归要发展,历史的发展纵然曲折而诡异,却总会向着真理的方向运行。

当年,在那个晚霞初上的黄昏里,路遥把他的那支写作了《平凡的世界》的笔扔出了窗外。今天,那支笔还孤独地躺在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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