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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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杂记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到人生惬意的事,大意是:在一个不寒不热的季节,偶得一小恙,就象林黛玉那样,在秋天慵懒的午后,轻轻咳出一口血,然后让侍女搀扶着回到诗情画意的闺房中去歇息。也就是说,不能严重到危及生命,也不能轻松到可以坚持工作,最好是必须卧床休息,但对身体又无大碍。这样既可以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放下手中的工作而不必有偷懒的嫌疑,又可以尽情的修身养性,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2005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恰恰赶上了这等惬意的事情,不得不躺在了病床上。于病床上辗转反侧之际,始体会到先生所言极有道理,但也不免有失偏颇。其实,躺在病床上本身,岂是可以随随便便着一“躺”字了得的轻松事!先别说无论“恙”有多小,总算是一“恙”,必也乎带着疼痛、奇痒、恶臭、晕头胀脑……等等切肤之感,与“舒服”二字毫不相干,而且就我而言,由于下楼梯不慎摔碎了膝盖骨,手术后只能平躺,几乎不能动弹,无法随意翻身,所以,虽然此“恙”不关乎性命,但只需这“不能翻身”的后果,就足以令我深陷其中,将欲“死”而后快了。

在不幸“失事”这段漫长而又非常不同的日子里。一开始就在短短的一个下午,让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住院(当然不能算被生下来那次),平生第一次输液,更是平生第一次被手术。接下来就是平生第一次如此漫长地躺在床榻上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想入非非……,于是乎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一、陷落在手术室

人可以用刀子切开另一个人的躯体,到里面去左摆右弄,甚至还拿走些什么或留下些什么,然后再把刀口逢好。被切开躯体的人不但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体内的疾患由此消除。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并由此对医生这一职业怀有了极高的敬畏。不过,尽管如此,我自己却从来也不想,更不敢领教,也不曾领教过被手术刀切开躯体的滋味。

但是,这次这一跤,却把我在毫无思想准备地情况下,一下子摔进了曾令我如此恐惧的手术室。人生的遭遇真的是难以逆料啊。

当照片的结果告知我把自己的膝盖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后,我别无选择地被送进了医院住院部。当我被送达时,医生已经在骨科大楼门口候着了,并告诉我马上准备好做手术。

到病房里安顿下来后,我首先被称了体重,然后躺到病床上,接着被注射两次,吊上输液瓶,大致是止血什么的药剂,接着又推来了好几种仪器,考体温、查心脏、量血压……这是术前准备。然后又拿过来一纸类似“告知”之类的东西让我签字(后来听说这东西从前是必须由家属签字的,现在做了改革,自己签也可以了)。接着,推来了手术车,也就是一幅带四个轮子的担架。这时候,我正忍受着来自右腿膝盖处越来越加剧的疼痛,整只右腿只能保持在一个微微弯曲的角度,所以被担架员平抱着上了担架车。护士照例问了我的姓名等常规问题,然后我被推进了电梯,向四楼手术室缓缓进发。

时间大致是傍晚6点多,担架车缓缓行进着,我平躺在车上,无助地望着廊顶上的一盏盏灯光缓缓向后晃过,紧张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变得安详起来。心想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索性就把这100多斤交给他们算了。尽管如此安慰自己,但当担架车被推进手术室那一刻,心情仍然不免又开始紧张起来。

手术室简朴而安静,显然,我们进来之前,已经有几个护士预先在里面忙碌着了。我的担架车被推到房子的中央,和手术台并排放着。白大褂们先把我撂在一边,在周围各自忙着他们的。屋里有些冷,空调看上去刚启动不久,还没开始起作用,我独自躺着,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紧张所致,浑身开始瑟瑟发抖起来。不多一会儿,我被他们平移到和身体尺寸相当的手术台上,并被要求调整姿势以利于他们下刀。经过一番努力,这种“被宰割”的姿势调整到位。接着我的鼻梁上被罩上一个氧气面罩,静脉上又被扎入一颗流质针,并吊上一个血袋,为了预防手术中一旦失血过多时作紧急输血之用。

这些就绪后,又递过来一张纸让我看。这是一纸类似于“生死文书”的东西,大概列了10来条吧? 我想没人会在这样的时刻去逐字逐句认真阅读这些条条款款,在医生向我做“重点推荐”的同时,我也大致看明白了,那上面大意就是说:我是大有可能死在这张小小手术台上的,我应该签字以表明我甘冒这些风险。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是不是曾有人拒绝签署这样的“城下之盟”,但我想99%的正常人到了此刻这种境地,恐怕也只好就范了吧。我接过递过来的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履行完这项法律手续,已经准备好的麻醉师开始对我实施半身麻醉。麻醉师是个温和的小伙子,他一边在我的背上摩挲着(应该是在尝试把麻药针头扎进脊髓吧),一边和我闲聊,这时候,我除了继续在瑟瑟发抖外,还没有什么其它的异样感觉,而且,连“生死文书”都已经签署过了,心理状况也显得异常平静,也很有兴致地和小伙子聊起来。

想当初,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关公的麻药只不过是摆在面前的一局棋。《三国演义》的这一情节是罗贯中的神来之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塑造英雄主义形象的典范之一。但窃以为这位“罗大侃爷”虽然能侃,情节却纯属杜撰。这回我的状况和关公差不多,只是一个在手臂上,一个在腿上,反正都是要动动骨头,不同的是我没有他老人家面前的那局棋,而是要被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弄得部分失去知觉。

聊了一会儿,背部慢慢有了些感觉,显然针头已经顺利刺进了脊髓。麻醉师似乎手上拿了个针筒,在他推进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液体从背脊处往下流动。开始时的感觉仅此而已,慢慢地,有几次下肢也产生了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事先料到的,像被电击一样(我曾被电击过一次,所以感觉准确),仿佛被千万颗钢针密集穿刺,由于神经遭到慢慢增强的麻痹,感觉上像是下肢在膨胀。麻醉师在我腿上几个部位轻轻捏了捏,问我的感觉,这时候我的心理当然是只要有那么一丁点感觉也得用夸张的口吻告诉他。

麻醉剂的发明和使用,绝对是医学史上最为值得纪念的成就之一,很多伟大的医疗奇迹都是建立在这项成就之上。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因撰写《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原理》等划时代巨著而名垂青史的奥地利人弗洛伊德博士,也是麻醉剂的发明者之一。记得弗洛伊德在实验室发现有一种叫“古柯碱”的化学制剂具有麻痹神经的作用,并与人合作把它最终推向临床使用。弗洛伊德博士的这项成就加上他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已经让他跻身世界医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最高峰,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少数几个重要人物之一。

年轻的麻醉师告诉我,现在早已不用“古柯碱”做麻醉剂了,说了个什么名字我也记不起来,想是更加有效适用了。从进入手术室算起,时间过去快一个钟头了吧,我的下肢在“膨胀”的同时,又加上了些微微的灼热,麻醉剂的效能已经充分显现了。由于身体有些后倾,所以看不见围在我右下肢四周的大夫们在做什么。麻醉师一直坐在靠着我头部的地方,继续闲聊,从他口里得知:手术已经开始了。

原以为当刀子切进皮肤的时候我会有所感觉,现在才知道实际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我想这就是“膨胀”的结果。我的上半身依然在瑟瑟不停,麻醉师预先已经告诉我,现在这种颤抖是麻药引起的正常反应。我问他可不可以用放松紧张的神经来缓解甚至消除这种颤抖,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我于是又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就此睡上一觉,他说可以让我迷糊一会儿,但不可能完全睡着。接着就给我用了种什么药,一会儿我开始有些犯起迷糊来了。人到了这种地步,似乎什么都操纵在别人的手中,想想不免觉得有些心里发毛。

手术大夫们在做些什么,我毫无知觉。有时候,我也和他们闲聊几句,他们也和我答几句腔。似乎老师还在对学生边操作边示范,吃不准是不是有时候老师还只动动口,而让学生自己来练练手。想起他们在那里操作起来,就像机修工人在一部损坏的设备前操作一样,觉得非常有趣。人体可不就是一架机器吗,只不过人类目前对自身这部机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只能在已经具有的这点粗浅的认识层面上动动手脚而已。

人体解剖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西方医学的认识里,医生不知道人体解剖,简直就像小学生不会背九九表,中学生不会背元素周期表一样不可思议。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传统的中医除了知道一些匪夷所思的“穴位”之外,是不懂人体解剖的,按鲁迅的说法,几千年来,他们连人身体内究竟有几块骨头也没有最终弄清楚。排除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这种心理因素,考虑到他留日学医这一专业背景,我相信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出于对医学的茫然无知,我无法对此做出什么评价。只是觉得,“医”这个字其实应该专门留给中医用,因为它几千年来为中医所专属,而且与“巫”这个字有太多纠缠不清的瓜葛。西医传入的时候,应该使用和“医”字不沾边的全新译法。笔者不才,窃出几计,如译作“人体修理学”、“人体缝纫学”等均无不可。当一部机器坏掉的时候,我想,也只能用这种“修理”或“缝纫”的办法才能奏效,如果给它灌些汤药,恐怕是没法弄好的。此处聊博一燦而已。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手术仍在继续。有几次,我感觉到整个身体有些前后微微晃动。我知道,他们正在使用榔头把钢针打进被我摔碎的骨头,好让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从后来的照片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打进了两颗X型交错的钢针,周围还逢上密密的钢丝,起到固定作用。我也由此知道了为什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能为所欲为地乱动患处的关节,盖因必须小心伺候好那些钢丝,不能把它们弄断的缘故。

大概又有一个小时过去了,身边的一个女护士告诉我,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她使用了“漂亮”而不是干巴巴的“成功”这个词,这令我很感安慰,心情很好。不多一会儿,我又被从手术床移到担架车上。这时,我的双腿仍然处于那种类似膨胀的麻痹状态,我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先是觉得触到了一堆劣质棉花,后来才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大腿。

当我被推回到病床上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下来,时间已经是晚9点。短短两个多小时,已经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二、“运动”与“静止”与鲁迅

小时候学历史,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了人”,后来,我们知道了“生命在于运动”。我想,这些主张都不是那些处在“劳动”和“运动”状态中的人们的想法,反而是那些常年采用坐姿工作的人们发明和倡导的。惟其“不劳动”、“不运动”的人们,方知道“劳动”和“运动”的可贵。例如我,如果不是昏头昏脑地摔碎了膝盖,打死我也不会认同打扫卫生比卧床休息更好,也不见得会以为上街散步比楸枰对坐更具吸引力。当今的人们喜欢在房间里摆一台步行机之类的健身器材,或者异乎寻常地大吃其粗粮等等,也同出一理。这其实倒也并非矫情,毕竟,人总是要顺其自然的。

劳作和运动会产生疲劳,其实静止又何尝不产生疲劳呢?甚至有的时候,由静止产生的疲劳比运动产生的疲劳更加来得难以应付。比如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仍处于良性的运动状态中,而自汉代以降,就陷入到一种漫漫长夜般的相对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全方位的疲劳使我们饱受其害。

这种“疲劳”曾经是祥林嫂捐的那只门槛;曾经是阿Q“革命”时的那种兴奋;曾经是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挂在武松脸上的那种滥杀无辜的哂笑,以及把这个故事做为英雄壮举传诵千古的鼓书艺人和他们的那些张着下巴的忠实听众;曾经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敕命;曾经是言说方式和内容均一成不变的“八股文”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又百无一用的衮衮书生;曾经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政治;等等等等……

直到被当时正患有“运动疲劳”的西方民族用枪炮和鸦片打得没有了还手之力,才痛感到这种累及我们全民族肌体的疲劳是一种多么难以承受的痛。当千古奇侠谭嗣同以他所独有的豪迈和悲壮吟唱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慷慨赴死的时候,我们铭心刻骨地感到:为了抵抗和消灭这种因漫长的止步不前而产生的“静止疲劳”,甚至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其实,我在这里说的“静止疲劳”,换成鲁迅先生的说法,就叫民族“劣根性”;同时,也是柏杨先生那口“大酱缸”里冒出来的腐朽恶臭之气。即便到了今天,这种东西仍然没有消除殆尽,还会时时侵蚀我们社会的肌体,使我们不得舒坦。小处如随地吐痰、国骂等,大处如被鲁迅先生奚落得体无完肤的“精神胜利法”,以及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形形色色、左左右右的狭隘民族意识,无不顽强存在和衍生着。

少年时候,鲁迅是我最重要的课外阅读,我读完了家里存的一套很完整地鲁迅杂文单行本。先生早年那些激进而精彩的文字(象《照镜子》、《说胡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等),曾为我打开了一扇以“全盘西化”为主旨的思想天窗。我对“鲁迅研究”很陌生,不知道专家们的看法是什么,从阅读中得来的感受就是,早期的鲁迅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论者(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先生的“西化”,其实主要是“日本化”,这和他的“留日”背景分不开)。那时候,我眼中的鲁迅是排斥甚至痛斥一切“中国特色”的,连悬壶济世的中医,在先生那里也不能幸免。高过头顶的当铺柜台和药铺柜台,已经铭刻在他童年记忆里无法抹去。按他老人家的看法,他的父亲就是吃中药吃死的。这也成为他东渡日本学医的最初动机。少年情怀里本身就具备的“动”的因素,加上被先生无与伦比的各种“鲁式”修辞所感染,我的思想里充满了愤世嫉俗,按现在的语汇,应该算是一个“愤青”。

其实,鲁迅先生也并非“全盘西化”。至少,在着装方面,先生是非常“中化”的。见于各种绘画、雕塑的先生形象,主要是以长布大衫为主,在留下来的不多的照片中,除了留学时期的日本式学生装外,都是以着中式长衫者居多,印象中只有一张照片穿着一件毛衣,外面扎了皮带,算是最“西化”的装束了。在一篇讨论衣服的文章中,他以为西服太过拘束,领结、皮带等东西把人约束得太紧,搞得人很不舒服,是“不合于卫生”的着装。而中式长衫宽松舒适,把衣服的所有重量都加之于人的双肩,把其他部位完全解放出来,非常舒适,是最“合于卫生”的装束,也是他最喜欢的装束。后期的鲁迅坚持以毛笔写作,也是“中化”的一个明证。另外,尽管先生是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但他的传统文学修养,就算在当时也是最高水准,比那些以捍卫古文为能事的遗老遗少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生已经去了多年了,但现在看来,我仍然还是执著地更喜欢早期的鲁迅。虽然言辞激烈,甚至有失偏颇,但那些饱含激情的文字和旗帜鲜明的反传统姿态令人肃然起敬。尽管这时期的有些观点被晚期的先生自己所否定,但时值今日,那些文字仍然是如此的鲜活而富有现实意义。即使今天读起来,仍不免令人会心一笑,叹服先生如炬的目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怀旧,越来越平和。如果以“动”“静”来衡量,我想我是越来越趋于“静止”了。当然,这种静止不是如这次一样被“摔”出来的,而是更为宽容(世故?),更为老成(衰弱?),更为大度(无奈?)的结果。但愿我的这种“静止”不要过早产生“疲劳”,否则,我就真的老了。

三、陪护工

80年代上大学时,有一段时间正流行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记得那时候,求知欲正旺的我们常挤在学校的电教室里观看根据他的著作拍的电视片。穿着随意的托夫勒在电视片里用各种形象的手段展示他的观点,那些观点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非常新颖,那些切入问题的独特角度和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以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现在看起来,托夫勒所持有的那种对社会发展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其实有很多难以服人的地方。但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进入中国,却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随之而来国内兴起一场颇成气候的“未来学”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未来学家”,就是直接受惠于这位美国学者和他的著作。

托夫勒现在怎么样了?还在他的森林小木屋里构建他的internet社会吗?不得而知。“未来学”怎么样了?还在为未来社会预先搭建他们的崭新伦理道德和法律框架吗?也不得而知。我想,这种脱离社会实践的“未来学”,在风光一时之后,恐怕很难走出两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与好莱坞合谋,蜕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娱乐,并在这种娱乐中继续那种现代乌托邦式的狂欢;另外一种命运就是与传统合谋,为“易经研究”等提供现代注解,衍生出一种充满现代技术言说的新神秘主义。

尽管如此,托夫勒关于社会分工和产业代谢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是很富有预见性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在产生着深刻的变迁,形形色色的新兴产业在不断涌现,尤其是直接对着人们的现实需求而去的各式各样的服务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所有这些,在使我们的社会功能更加丰富而便捷的同时,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本身。

从前,一个人住院治疗,陪护问题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现在,由这种难题生发出的巨大需求已经在催生一种新的产业:住院陪护产业。

我的陪护老尤是个中年农民。老尤从农村走出来后,就在这座医院里打工,前后干了7年,他从打扫卫生开始,中间有一年多时间出去打工,后来又回到这座医院,专门陪护住院病人。已经是一个“老医院”了。这座医院里,像老尤这样专门从事病人陪护工作的人有很多。他们原来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通过相互介绍来到这里,从事这一个行业,所以,他们相互之间都是老乡、亲戚之类。

从我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开始,老尤就24小时陪护我。因为刚做完手术,只能躺在床上不得动弹,所以,一应事情都有赖于他了。看得出来,由于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老尤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非常熟悉。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了,在他那里好像已经程序化,到时候他就会提醒你。像输液快完了的时候,他会跑去找护士来拔针,医生开的药该什么时候吃,吃多少,他都会记得很清楚,到时候把药和水准备好给你。

老尤平时总穿一件已经很过时的双排扣西服,皮肤黝黑,声音低沉而饱满。一开始的两天比较拘谨,说话做事都很注意,和我混得久了,慢慢的越来越放得开,常常和我开开玩笑,有时和来医院看我的朋友们也可以很随便地说说笑笑了。由于长期作这份陪护工作,所以,老尤对医生和护士们的情况都很熟悉。我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不少这里漂亮护士们的情况,从她们的简单背景到收入情况;从她们谈没谈恋爱,以及谁哪天当值等等……

印象中,国外的医院一般不要住院病人有人陪护,病人送进医院,一切就归医院管了。我想,那里的护士一定很累,不光要完成一般的医护工作,同时还要照顾病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国内的医院则不同,护士只管医护,而病人的其它事宜必须要自理。在这种情况下,老尤他们这种专门从事陪护的行业就产生了,据说,这种“住院陪护公司”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我问老尤对这种公司的看法,被他很是奚落了一番。毕竟,老尤不是托夫勒,他还看不清个人与产业发展和技术及社会的深刻关联。如果老尤能意识到到这点,就算不能成为一家“陪护公司”的老板,至少也能更加具有职业意识一点,不至于让我因为不愿意闻到因长期不刷牙所产生的口臭而不愿让他靠近,也不至于因长期不洗头而被我的那些有洁癖的朋友们开玩笑地说他焗油过量了。

老尤夫妇都在城里,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房住着。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侍候我开始吃了以后,就自己回去做饭。老尤告诉我,他更喜欢农村的家里,空气好,树很多,天气好的时候,泡一杯茶,在场院中一坐,闻着空气中的土香和农作物的清香味,很是舒服。他家里的责任田还种着,农忙的时候就回去,出工钱请人帮忙。有时候也让老父亲帮着做一点农活,也要付工钱。看来,老尤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打拼了这么多年,已经学会“按市场规律”办事了。

老尤有个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大,在农村家里读初中三年级。有一天天还没亮,有个小孩推开病房的门来找睡在墙边钢丝床上的老尤。小孩样子挺精神,一身运动装,背着个书包,老尤没和他说话,径自从衣服兜里掏出钱来给了他,就让他走了。后来老尤告诉我这是他儿子,平时在农村家里读书,周末来他们的租住处,周一又回去上学。

我问老尤想没想过干脆在城市里买栋房子,一家人搬到城市里来生活。他迟疑了一会儿告诉我,他还是更喜欢农村,空气好。老尤在没有活干的时候,都在农村家里呆着,等活来了,医院里的那帮老乡会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这让我不禁又想起托夫勒的电视片,托夫勒在片中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那时候的人们都居住在森林中,利用internet与外界联系,工作、学习、生活都在网上完成,除非特别必要,才来到人烟稀少的城市里聚会,过过传统的社交生活。现在人们谈到“SOHO”,会觉得那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工作方式,但比起托夫勒的构想来,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至于说到老尤,虽然和SOHO及托夫勒都不搭界,但他选择的生存方式,仍然是很不同寻常的。

出院那天,与老尤结了劳务费,临别的时候,我们约好半年之后我来做手术取钢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再来陪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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