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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幻觉

莫言走进公众视野,一开始是作为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原著者和编剧。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拿到了金熊奖,文革后中国电影重新获得国际声誉,自莫言作品《红高粱》始。无独有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开了中国本土主流作家荣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的先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颇为值得玩味。欧洲文化界何以如此青睐莫言?莫言向世界展示的中国形象何以让欧洲人如此着魔?在中国人眼中,他笔下的“魔幻现实”是真诚的吗?

先来看看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是怎么说的。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这个表述里有一个关键词:Hallucinatory(准确的译法应该叫:幻觉),我们知道,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地把“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成了“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 这个基本上专为拉美文学准备的词汇。

“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翻译”既借指了拉美文学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富矿”,又暗示了今天的一代中国作家深受拉美文学影响的事实,用在诺奖委员会对莫言评价的翻译上,简直是神来之笔。但是,正如四川外语学院晏红教授最近指出的那样:这是不准确的翻译。莫言本人在接受CCTV专访的时候,对“魔幻现实”这种评价也是不苟同的。

我们最好还是把“魔幻现实主义”还给马尔克斯们。把原装“欧版”的Hallucinatory牌眼镜还给具有典型欧洲视角的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你知道,“幻觉”这个词是如此的准确和富有表现力,当初看电影《红高粱》,电影里的“我”就说自己最后留下了终生的“红色幻视”(大意如此)。莫言喜欢在传统里去发掘奇幻、冷僻、富于刺激性的事物,然后添油加醋地演绎成匪夷所思的故事。这种冷僻而意象鲜明的事物,一旦经过象莫言这种老油子之手铺呈演绎成篇,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小说审美,正好投合了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所钟爱的那种电影逻辑,所以一拍即合。于是,张艺谋就这样带着莫言,大红大绿地,大愚大俗地,怪力乱神地携带着《红高粱》去征服欧洲了。

我想,当年那些金熊奖评委和今天的诺贝尔奖评委,肯定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感想。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匪夷所思的生活方式,在那种生活方式下生活的人们的爱恨情仇,几乎完全无法和现代对话,因为根本找不到理解的基础。莫言想尽办法把他故事的环境和现代生活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远到超出了现代视角的地平线,然后通过类似海市蜃楼的场景来写意般地再还原,以此勾起读者的好奇。这一招的确很管用,尤其是对那种距离越远的人们越管用,例如金熊奖评委们,例如诺贝尔奖评委们,这帮欧洲文化绅士,一方面被莫言营造的海市蜃楼幻觉结结实实地唬到了(看看他们的颁奖词就知道),另一方面,他们也正好被瘙到了隐秘的痒处,也就是游离在他们心中的那种奇幻的中国意象。

关于中西文化理解和交互的迷思由来已久。最早抵达远东这片神秘土地的欧洲传教士们,用书信、游记等方式,为西方社会描绘了一个繁华、雍容、富裕、魔幻的中国景象。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在他们想象中是一块物产丰盈,文明昌盛的土地。到了18世纪,当愚昧的欧洲社会进入启蒙时代,对中国这个遥远世界的探究和猎奇,更是寄托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和人文理想。另一方面,尤其是到了19世纪,当西方人用炮舰敲开了远东这片神秘庄园的大门之后,大量的冒险家鱼贯而入,他们所看到的大清帝国落后、野蛮、不可理喻,远不是马可波罗、伏尔泰之流曾经给他们灌过的那种迷魂汤。那么,这方土地和这个文明到底是古朴优雅的天堂还是野蛮落后的地狱?这个问题令欧洲人困惑不堪,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各式各样的“中国幻觉”。关于这一点,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明证。

我们这里流行一句很富哲理的话,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倒是觉得,发明这话的人,才该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把民族和世界这两个东西人为的地搞得如此紧张,心态上先就自我边缘化了。其实,“民族的”也好,“世界的”也好,都是流于表象的细枝末节。艺术的终极关怀无外乎“人性”一端,把握住了人性,就把握住了“民族”,也把握住了“世界”。

当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用人性的叙事来叙写宏大的革命场景。剔开那些晦涩的意识形态外衣,表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欲望、理想、野心和猥琐。我本人是从《静静的顿河》开始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因此那也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范式。包括宗教、政治、异域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都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环境,艺术家该做的,是在各不相同的环境中,饱含着同情心去对人性倾注关怀,呼唤觉醒,无情解剖,残酷呈现。

莫言才华横溢的“异域文化”是奇幻的,奇幻得令诺贝尔奖委员会折服。莫言把这个叫做“文学的胜利”。只是,莫言对环境所倾注的关怀远大于人性,他对“怪力乱神”的兴趣太过张牙舞爪,很多时候已经喧宾夺主,成了叙事的中心。我们从莫言那里获得了太多晃眼的意象:红色、酷刑、怪异的性癖好、丰乳肥臀……等等,很象看了许多张艺谋的电影,看完之后,眼睛被各种鲜艳色彩闪烁得生疼,但最后除了这些斑斓的色彩之外,竟然没能剩下些什么。相较之下,我们从阿Q先生那里仅仅知道了一种”精神胜利法“,就已经足够,再也难以忘却。《阿Q正传》虽然篇什太小,但正和《静静的顿河》精神相通。我曾一直觉得,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出现,必定具有类似《阿Q正传》这样的骨架和精神,站在纯粹的、质朴的人性角度来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宗。只是,缺乏耐心的瑞典人对中国作家实在是等待得太久,终于再也等不及了……

当然,我们也曾经错过了机会。1979年春,挪威女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华期间提到:“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瑞典汉学家、文学院院士马尔姆奎斯特(马悦然)也对学者王元化等人提及过老舍本已获奖的往事。艾迪女士所说的“那一年”,是说1966年,中国著名作家老舍于5月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5人“决选名单”,且排名第一。6月至9月,瑞典文学院开始审查5名候选人的作品,并对候选人近况进行调查,但不幸发生了,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不堪“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凌辱蹈太平湖自杀,已于1950年5月9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瑞典不久即得到老舍死讯,老舍自动失去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评选资格。

现在来回顾《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著作,不得不说,老舍其实非常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范式“,他努力在独特的环境中去揭示大动荡的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地域化“风格,却一点也不影响他笔下人物的鲜活性,以及深刻而浓郁的宿命色彩。考虑到老舍作品的各语种翻译也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除了在文字上稍显刻意的痕迹,老舍的确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上好选择。

不过,话又说回来。莫言当然是足料的大师,当今中国作家中,能够象莫言这样兢兢业业地按自己的思路讲故事,而且能把故事讲得如此引人入胜的作家并不多。手搭凉棚放眼望去,怀揣着“作协”的饭票,奋战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作家、文艺家们,套用陈丹青先生的句式,倒是“一眼望不到边”。如此反观的结果,象莫言、余华、陈忠实、贾平凹,以及聪明的王朔,已故伟大的王小波等,这些从80年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走过来的作家们,能够按自己的视角对社会和人生进行独立地观察和叙写,就已经弥足珍贵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性急得不再等待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并衷心祝贺莫言的获奖。

文学是时代的传记,而不能成为时代的脸谱。作家只有从“幻觉”中走出来,退去迷雾,眉清目爽地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借用莫言曾经抄写过的毛的语言,这才是作家的“出息”。如果当代作家不敢去为自己的时代作传,而是上下其手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涂抹油彩描画脸谱,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就只能等着后来者为他们今天的行为作传了。诚如莫言所说,他自己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文学的胜利是高贵的,值得为之浮一大白!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后的莫言,将比从前的莫言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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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rew说道:

    最开始接触的还是 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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