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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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虚无


我们从何而来,又要去向何方?

宋代理学家张载曾为知识分子说过一段豪迈而极富使命感的话。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说,宋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人格最独立的一代。从张载的这段满怀抱负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你看,在这段言论中,我们看不到对王道正统的诚惶诚恐,也没有对冥冥上苍的顶礼膜拜,更没有对强权霸道的曲意逢迎。一腔慷慨陈词,顶天立地,骨子里透着一股高贵的精英意识,完全没有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那种奴才腔。反观宋江等辈“以武拒统”的所谓“义士”,仍然要挑出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来章显其奴才本性。两者境界之高下,不言自明。我向来对宋明理学十分反感,因为其对人性的戕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张载的这句名言,却让我对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富有正义感的宋明理学家们,抱有一份尊重。

诚如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所言,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扮演一个文明传承者的角色,而“传承”正是一个民族和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离开了传承,我们甚至会搞不清楚我们从何而来,又要去向何方。然而,当今的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处在这种传承的尴尬之中。在无形中左右了汉民族几千年的那个道统,虽然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武力征伐、战乱毁坏、异族强驱……,最终都还是顽强地延续了下来,而且不断清除异己,发展壮大,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皈依。直到20世纪晨曦微露的时候,历史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伴随我们民族数千年的那个“道统”,宿命般地遭遇了一次真正的清算,从此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站在一个纯粹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浩劫,一次彻底的颠覆,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叫做“斯文扫地,礼乐崩坏”。从精神层面看,“五四”打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非常准确地击中了传统文化的要害,而“五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那种西方学术艺术的背景,他们发出的那种解放人性的呼吁,采取的那种怀疑一切的立场,以及毫不妥协地与传统决裂的姿态,从根本上把自己变成了传统的叛徒。另一方面,这种义无反顾地背叛,同时又把他们自己变为新传统的肇始者。很多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新式知识分子,通过海外求学,而后回国实践这一捷径,迅速地成为各种艺术和学术门类地开山鼻祖,像胡适这样的所谓“新学”领袖,成为多门类的开创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余的如早期工程学的詹天佑们,新诗写作的徐志摩们,现代艺术的徐悲鸿们,新音乐的赵元任们,等等……,那是一个需要大师而且也产生了大师的年代。这令人想起恩格斯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名言:“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然而,“五四”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很多的不同。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反抗严酷的精神统治,呼唤人性的解放,从另一个侧面看,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诉求,而且都最终开创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人文新境界。但是,这两场运动的深远的文化背景和对后来的社会演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根本不同的。

首先,欧洲“文艺复兴”无论其实质内容如何,它总算打着一杆“复兴”的大旗,类似于宋头领的“替天行道”一样冠冕堂皇。映像里,在我读书的年代,说到这个话题,人们总是试图说服我:这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种误判,他们并非是在“复兴”什么,而是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审视历史视角的深刻变化,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难再站到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认识那一场对人类命运产生了如此广泛影响的事件。而是更加注重那一场“复兴”运动的大文化内涵。众所周知,“文艺复兴”的所指,是要回朔到遥远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欧洲文明悠远的源头那里去吸取精神营养。他们对遥远的“理性化身”-“异教徒”亚里士多德的招魂,对古罗马共和国所创立的市民社会和民主传统的重塑,决不是一种“借题发挥”,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古希腊罗马曾经创造出的灿烂文明,本来就深深渗透在欧洲人的血液之中,是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坚实根基。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来自黑暗中世纪教会的精神统治和政治压迫的时候,来自他们精神世界深处的这种不可磨灭的传统力量就爆发出来,冲破恐惧和黑暗,酝酿成一场浩荡的精神回归。从这个角度看,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地“复兴”运动,他们要复兴的是欧洲人值得骄傲的伟大传统。

而若干世纪以后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五四”运动则不然,从内容看,“五四”运动是一场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解放运动。这场运动锋芒所指,无不摧枯拉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生动地诠释了这场传统扫荡运动的实质内涵。“五四”先驱们根本就没有打算从传统里继承什么,而是充满热情地砸烂旧传统,拥抱新世界。关于“全盘西化”的讨论,自“五四”始,也自“五四”终。尽管后来的人们大多都还在羞羞答答地谈论这个话题,死不认账的也大有人在,但“西风东渐”的进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世界潮流”的浩荡西风,以无法抗拒之势,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从生活起居样式到学术研究方法,从艺术表达手段到视听感官享受,我们无一逃脱。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恢复了欧洲文明的“道统”的话,那么,中国的“五四”运动则彻底砸烂了中华传统文明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五四”起,我们变成了一群文化的出走者,成了一群孤儿。

事实非常残酷,当不可抗拒的西方文明大潮般卷来的时候,非但我们的生活形态被彻底地改变,这种变化同时也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五四”后在“新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不经历一种深刻的矛盾和痛苦的心路历程。一方面,流淌在血管里的那些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血液顽强地把他们推向对传统的习惯性认同,另一方面,仍然是从传统中承袭下来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巨大责任感和来自西方文明的理性召唤又促使他们拿起批判的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地、前赴后继地清算。

不错,“五四”的贡献就是“批判”。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批判精神”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虽然孔夫子早就训导后学要“一日三省吾身”,但可惜老夫子提倡的并非“反省”,他只是在要求我们“正省”,看看自己是不是思想上出轨了而已。就连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张载那段慷慨的宣言,也仅止于“为往圣继绝学”。这里“往圣”的“绝学”已然成了绝对真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后来者根本就没有去探索真理的责任和必要,那些事情,“往圣”已经为我们彻底完成了。这里面看不到丝毫“反省”的痕迹,至于“批判”这个词,根本就是一个现代词汇(从构词上看,“批判”这个词很象是从日语里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五四”以前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不许怀疑”的下意识里亦步亦趋地承袭着古训。也许还剩下一些异类,他们或者因为太“邪恶”而被群起消灭,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或者暗地里采用“故意曲解”、“为我所用”等“伪训诂”手法在前人的思想里夹带些自己的私货,用“拉大旗作虎皮”的伎俩对传统经典进行一些修补和发挥,仅此而已。而在“五四”狂飚中崛起的一代学人则是用西方“批判理性”的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一代,他们一开始就采取决裂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人性呼唤的温情和理性思辩的冷峻一起成为他们手中强大的武器,在这种武器全方位、立体式进攻下,腐朽的传统文化根本不堪一击,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传统文化这个数千年形成的“道统”就被彻底击垮,成为极少数遗老遗少们手中的玩物。

若干年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丧心病狂地在巴米扬大佛前面架起一门大炮,在世界的一片谴责和劝阻声中,他们最终向那座象征古老佛教文明的世界第一大立佛开了炮。这里,我绝不是把“五四”的反传统运动和塔利班的反文明暴行相提并论,“五四”运动也不是宗教冲突。但是,一门现代火炮面对一尊古老的石雕佛像悍然开火的场景,非常富有象征意味,令人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纠缠不清而又水火难容的乖戾一面。世界历史上,宗教信仰的冲突从来都是文明的第一大杀手。中世纪十字军的马蹄所到之处,多少伊斯兰文明的遗存被踏得粉碎;在遥远的新大陆上,从哥伦布的桑塔玛莉亚号第一次抵达开始,狂热的基督徒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间,把印第安文明摧毁殆尽。多少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形态被刀剑和枪炮否定了,只留下些残垣断壁,供后来的考古学者去探索和凭吊。

我们的民族历来没有统一的宗教传统,号称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伴随着一种类似“多神教”的偶像崇拜体系,我们供奉的各路神仙大多是一些象征权力的人格神,从各方土地到雷公电母,从东海龙王到玉皇大帝,无不各霸一方,享受人间的各种贿赂。他们从来都不是人们的精神皈依,而是世间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和荒淫无度的残暴君主在天上的一个镜像系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种象宗教那样能使人们的精神趋向崇高的力量,就只能找到儒家思想了。现在人们往往把儒家思想干脆叫做“儒教”,正是这个原因。然而,儒家思想或儒家学说从来就没有触及生命的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而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世俗指南,就此而言,把它等同于宗教是牵强的。所以,虽然在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的神灵,但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恰恰具有非常明显的“无神论”特征,这种特征渗透到传统文化中,使这个不用去面对“最终审判”的文化表现得如此的庸俗而且残暴。这种从根本上缺乏精神凝聚力,几乎完全靠所谓“王道正统”的世俗权力体系维系的传统社会,在更加缺乏精神凝聚力的“蛮族”面前也许还是强大的。但当遇到一种真正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把这种力量叫做“真理”)冲击的时候,其土崩瓦解之势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代表,这只“真理”的巨轮所向之处,无论是“王道正统”还是“儒家道统”都被碾得粉碎。这样的冲击,给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世界留下一片废墟。

如果说,我们曾经是一个教化四方的大国上帮的话,那么,这一回被教化的,恰恰是我们自己。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被“王道”所教化,而是被“真理”所教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功绩是永远不能抹杀的。

“五四”在完成砸烂“旧传统”的任务的同时,还肩负着建立“新传统”的重任,与前者相比,后者是更加重要而且漫长的任务。当我们砸烂了孔家店之后,我们就面对一个空旷的天地和天地之间的生民。毋庸讳言,这样的境遇正如前文描述的,我们对传统的清算,同时也就是一种对自我的放逐,当我们摧毁了那座曾经栖居了数千年的老屋之后,同时也就选择了流浪。批判的结果,让我们面对一个“虚无”,而正是这个“虚无”,给了我们一个无限广阔的开创空间。很难说这是一种灾难还是一种福分。也许,在这种历史关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才真正显现出其厚重的历史感。

“五四”以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跋涉在这样一条自我放逐的道路上。虽然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和尝试,但是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一个多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运动在精神领域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镇痛几乎没有片刻止息。“生存”则“西化”,更好地“生存”则更深的“西化”,几乎成了一个诅咒,这个诅咒追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身后,推着我们前行。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关于不能被开除“球籍”的话就是对这种现实状况的最著名的表述。结果是我们“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极大地发展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必将生存和发展得更好。然而,这种生存与发展的努力却没有能够挽救我们日益衰弱下去的精神和文化。

显然,我们可以从西方借来洋枪洋炮,用以御敌,我们可以从西方借来科学理性,用于生存与发展,我们也可以从西方借来学术研究方法,用来反思和发掘那些曾被我们清算一空的传统……,但我们无法从其他任何地方借来我们这个民族用以自我认同的文化传承和精神皈依。每当我们从为生存而努力的忙碌中安静下来,翻检我们的精神世界时,常常发现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崇高,这种状况就像一个流浪儿迷失在街头,没有人引领。没有纯粹和崇高引领的精神世界导致精神贫乏,精神贫乏产生平庸的个体,而大量平庸的个体就构成了我们当今平庸的社会。难道不是吗?当在一个社会中,连“爱情”的纯粹性这样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都遭到普遍质疑,人们耻于谈论“爱情”而乐于讨论“情色”,甚至越过“情色”而直接玩味“色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贫庸得了无生趣了。这样了无生趣的社会,你不但不能指望它能产生多少想象力和创造力,你甚至不能指望它为了除利益之外的东西去付出,去战斗。

美国国歌的名字叫《上帝保佑美利坚》(God Bless American),每当这首歌声响起的时候,美国人会感到他们并不孤独,因为有个上帝与他们同在。当我们在讨论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到它技术的发达,科学的超前,也不要仅仅看到这个民族的包容性和他的自由传统,当我们谈论这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个以基督教的新教传统为精神基础的民族,这个民族精神中的崇高的基督教神性使他们具备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义无反顾地抛妻别子,冒着枪林弹雨涌上遥远的诺曼底海滩,涌上更加遥远的仁川的海岸,涌入越南杀机四伏的热带雨林、阿富汗的丛山峻岭和伊拉克荒凉的沙漠。在这里,我故意淡化了由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的国家意志,他们的确是在为“安全”而战,为“石油”而战,但如果我们仅仅只看到这些,没有看到他们为“价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基督”而战的“崇高”动机,那只能反衬出我们的平庸和猥琐,因为,这说明我们已经很难达到与那些崇高动机相匹配的精神高度。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利益重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机深植于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质匮乏”状态,为了摆脱那种广泛的“物质匮乏”,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启动了一次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以淡化意识形态,强化物质生产为特征。“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加上“不争论”和“稳定压倒一切”,把这一段历史塑造成目的明确,心智简单,轮廓粗放,价值单一的“拜金史”。这样的社会历史阶段,在成批制造暴发户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太多的庸俗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引导人们一本正经地自欺欺人;毫不掩饰地张扬物欲;愚不可及地迷信权谋;寡廉鲜耻地假冒伪劣……,所有这些,共同成就了我们这个在各种各样幌子下为了利益而互相挤得头破血流的社会。这种因严重的“物质崇拜”而显得低俗甚至罪恶的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自“五四”以来开始的“精神文化的自我放逐”的结果。

我们既没有背负生命的原罪,也不用去面对末世的审判。曾几何时,中国人的心中还有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良心”在守护着道德底线,老辈们说话行事还讲究“离地三尺有神灵”。到了现代,“良心”这个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东西已经在普遍遭遇“货币化诘问”,人们在质问“良心值几个钱?”的时候显得气势如虹,而且这种气势顺带着把结论也抛给了你。而那些“离地三尺的神灵们”本来也是面目丑陋,性情乖戾,以势压人的东西,不用说这帮“牛鬼蛇神”带给人们的震慑力是靠不住的,就算真的有效,也绝不是健康的精神世界所应该依赖的平衡力量。在这样无拘无束的状况下,我们的心灵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精神的世界里四处流浪,无家可归。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我们粗俗不堪的社会关系,甚至使我们在对待大自然的时候也同样鲁莽而狂妄。在“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典型语录下,我们甚至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破坏,斑斑劣迹,罄竹难书。

“五四”把理性之光引入古老的中华大地,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我们能够看到幸福的远景,并一步一步向她靠近。但绝对的理性是人类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地,在理性不能达到的地方,必然有信仰和文化地介入。也正是文化的差异,把人类分成了不同的族群。而作为表象的“文化”,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乃是躲在其幕后的价值体系。说穿了,传统的延续就是其价值体系的延续,其表象反而是较不重要的方面。无疑,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仅仅占有财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可持续”的价值体系,在这套价值体系下,我们无论在时间的维度还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都足够大气而健康,经得起任何冲击,历久弥新。

当今,一股“复兴传统”的潮流正愈演愈烈,这股潮流以“祭孔”、“祭祖”、“汉服”、“读经”等活动为标志,虽没有明说,但本质上是和“五四”精神对立的。这个“复兴传统”运动的倡导和参与者们无疑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的权利”,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遍地都是“君臣父子”,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现代意义上的“人”。而“五四”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要通过“人性”的唤醒把中国的传统社会带上现代化社会的轨道,如果连这个案也要翻,那么我们岂不是要连自己也否定掉?最近,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曾撰文提到:“平心而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确是有所偏颇,古代社会并非全是人吃人的一片黑暗,但它的实际上的‘和谐’,如果真正有过的话,本质上也还是建立在权利差序、各守其分的社会基础上。经历了现代性启蒙洗礼的国人,大概是不愿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和谐’的,除非这个民族患了失忆症,要让历史从头再来一遍。”。问题就在这里,“五四”的“偏颇”固然难免,我们传统价值里其实也有孟子的“民本思想”,有张载等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用铁肩去担起的道义。而“汉服”“读经”以及装模作样的大举“祭祀”,与“重振传统”南辕北辙,只不过是开历史的玩笑而已。

当年,曹操带领一支因为水源断绝而口干舌燥的部队行军打仗,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们口渴难忍,士气低落的时候,就编了一个谎言告诉大家:前面有一片酸梅子树林,林子里结满了酸梅子。士兵们联想到酸酸的梅子,登时条件反射,分泌出的唾液暂时解了干渴之苦,使得士气回升。曹孟德的确是个鬼才,灵机一动,佳话天成。然而,酸梅子带来的条件反射毕竟是短暂的,真正解得生命干渴的,只能是一泓有源的活水。我们只有从历史的千疮百孔中去找到这一泓活水,也才能摆脱自我放逐的状态,真正找回我们自己。

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1920年游历中国,并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老先生。这位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做过几年哲学研究的中国最后的硕儒留着辫子,带着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和裹脚长裤,一身典型的晚清中式文化人打扮,在自己的寓所接待了毛姆。这位学贯中西但又独守儒术的奇特人物在对西方进行了一番言辞激烈地批判之后,临别送给客人两首诗,诗的原文不知道是什么。但毛姆后来请人译成了英文,又从英文译成白话,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乾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我相信,辜鸿铭老先生的原诗一定不是表达上面的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中西文化的融合还任重道远。但这首被炒过去又炒过来弄得面目全非的小诗,最后居然仍然是那么意味深长而富有诗意。我相信:文化的形态除了地缘的影响之外,还一定有其人性的根源。而在一座庞大的“文化”巨构中,真正能够被我们通过内心去把握的,也仅有人性一端。有很多问题我们最需要叩问的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叩问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块直通至善至美的境地: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真的要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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